《联合早报·交流站》刊登张建兵的《反对将中医纳入健康SG》一文。作者提出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：当中医进入国家健康体系时，究竟应该依据历史文化和民众使用习惯，还是科学证据？作者强调循证医学、安全性以及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，我基本认同。不过，我认为，这个问题或许不宜简单归结为“赞成还是反对中医进入健康SG”。

更值得讨论的是：新加坡应该用什么标准评价包括中医在内的不同健康干预？传统悠久并不等于已经被证明有效，民众广泛使用也不能替代科学评价。如果中医希望更多参与国家健康体系，就应该接受有效性、安全性、质量控制和成本效益等方面的评价。对于疗效尚不明确的方法，应继续研究，而不应作超越证据的宣传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与作者并无根本分歧。

然而，一种传统医学理论尚未得到现代科学充分解释，是否就意味着由它发展出来的具体干预都应该被排除？理论是否成立、作用机制是否完全阐明，以及某项临床干预是否有效，是彼此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问题。

新加坡中央医院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很好的例子。在2026年公布的研究中，204名慢性下背痛患者分别接受中医推拿、物理治疗或两者结合。两个月后，三组疼痛均明显改善，推拿的短期止痛效果与物理治疗相当，但在较长期随访中，包含物理治疗的组在日常活动能力方面表现更好。这个结果的意义恰恰说明：中医的具体疗法同样可以放到现代临床研究框架中，与现有治疗直接比较，让证据回答问题。

因此，讨论中医是否“科学”，不宜简单以“相信”或“不相信”划界。中医理论形成于古代，传统概念须要现代阐释，其中一些认识也可能随着研究进展修正甚至淘汰；与此同时，具体疗法是否有效，同样应该交给可重复、可比较的临床研究检验。

有效的保留，无效的淘汰，机制尚不清楚但显示疗效的继续研究。这或许比笼统争论“中医究竟科学还是不科学”，更符合科学不断检验和修正的精神。

原文还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：如果中医可以进入健康SG，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（Ayurveda）、马来传统医学佳木（Jamu）是否也应该获得相同待遇？我的看法是：它们应该接受相同的评价原则，但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相同待遇。须要统一的不是不同医学体系的理论，而是公共医疗体系的评价规则。

这场讨论还有一个可能被忽略的背景。健康SG的重点不仅仅是疾病发生后的治疗，而是把医疗重心进一步前移到预防、健康促进、慢性病管理和长期健康维护。

当问题从“疾病发生以后怎样治疗”，进一步扩展到“怎样让人少生病、晚生病，并长期保持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”时，须要研究和评价的干预自然会更加多样。营养、运动、睡眠、心理、社会参与以及各种非药物干预，都可能成为健康管理的一部分。它们是否值得采用，应该取决于能否真正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健康收益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，中医与健康SG的讨论，没有必要演变成又一次“中西医之争”。一方面，中医界应该更加主动接受现代科学评价，减少仅仅诉诸历史、文化和经验的论证；另一方面，一个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医疗体系也可以保持开放，让不同来源的健康干预在共同规则下接受检验。有证据的就合理使用；证据不足，继续研究；证据相反，及时淘汰。无论传统还是现代，都不应享有证据之外的特权。

对于一个多元文化、重视科学证据并强调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新加坡，我认为与其首先问“这是中医还是西医”，不如首先问：它安全吗？有效吗？适合谁？值得公共医疗体系采用吗？如果讨论能够推进到这个层面，中医是否参与健康SG，就不再主要是一个文化立场问题，而成为一个可以通过证据不断回答的公共健康问题了。

作者是中医师、生物化学博士